2014年5月5日 星期一

地下室人的現代精神

文/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熊宗慧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直到現在還強烈衝擊著現代社會。地下室人誕生於一八六四年,他所強調的以個人對抗與全體、用意識對抗集體無意識、以任性欲望反抗理性科學、用個人自由反制群體強迫和限制等訴求,在當時引發了叛逆者之風,直到現在仍牽動著當代社會敏感的神經。地下室人彷彿是一個容納了各種思想的容器,思想之流滿溢,傾洩而出,隨著溝渠小徑滲入土地,最後孕育出滿山遍野的現代精神花朵。

卡謬在一九四二年創造了《異鄉人》主角莫梭,一個完全疏離於社會的個人主義者,用一己冷漠對抗集體意識的壓迫,莫梭身上反映了地下室人的生存焦慮與荒謬性,由此引發了歐洲存在主義風潮,杜斯妥也夫斯基則以先驅之姿重新攪動二十世紀文壇,並在六、七○年代進入台灣,種下了俄國文學對台灣不可磨滅的影響。

然而更早以前,吳爾芙已經注意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為地下室人的獨立所預設的兩項要素:遺產和斗室。一九二九年她對女人的獨立所做出結論:「女性若是想要寫作,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吳爾芙愛看俄國小說,完全透視了地下室人的精神,所謂靈魂不受障礙限制,四處洋溢,小人物如此,女人亦是如此,但必需有物質條件以為後援,吳爾芙即將地下室人的遺產和斗室之獨立條件原封不動地放入女性解放的必備物質條件中。在地下室人誕生近一百年後,錢與房間不僅是女性,而且已經是所有人獨立的先決條件,符傲思於此時寫下《蝴蝶春夢》(The Collector),讓孤僻的小公務員克雷格中樂透彩券,使其有錢買下郊區別墅,然後綁架知識分子精英米蘭達,最後導致其因病死亡。克雷格是二十世紀地下室人的翻版,但符傲思完全脫去他知識分子的外衣,只剩內心長久的孤立、自我與無道德──現代人的通病,在符傲思的筆下,錢和房間這兩項因素依舊必要,但卻無法平衡歪曲的心靈,更無法彌合社會間因知識和階級差異所帶來的忌妒和憤恨,而這種忌妒和憤恨所帶來的暴力反撲則會帶來難以預料的毀滅性。

由誕生至今,地下室人始終帶著他反英雄身分縱橫文壇,他或許是真正的第一位完全的反英雄,他的每一句話、每一項行為仿彿都直衝著社會常規而來,而不論是否會造成自己或他人的傷害,就像個人主義過於張揚之時,其對應的陰暗面積也越來越大,莫梭和克雷格的案例正是反映了地下室人神話在架構的同時也解構了自身,然此矛盾和複雜性恰恰也正是現代精神的特點之一。

地下室人之於杜斯妥也夫斯基

《地下室手記》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創作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作家的小說充滿了同情和感傷的人道主義,主角皆為安靜、膽怯又逆來順受的卑微人物(《窮人》、《白夜》),在此之後,一個叛逆者形象從他蟄伏已久的內心鑽了出來,無論是批判理論和意識形態(《地下室手記》),或是挑戰命運(《賭徒》),再到公開付諸行動(《罪與罰》),這種叛逆形象合併了對自由意志的極度張揚又復恐懼,對群體的完全排斥卻忍不住嚮往,對純粹理性的習慣傾向又克制不了情感需求,這問題既個人又大眾,是作家本身雙重人格之間無止盡的爭鬥,也是他對公眾(普通人)靈魂的天才透視,探視出大眾(從他的角度是說大多數俄國人) 「隱而不宣」的性格和心理,而其核心,作家花了一輩子的努力希望達到的,按基督教的精神,是人透過懺悔、贖罪,最後在精神層面上的復活……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生都與週遭人格格不入……不難想像為何杜斯妥也夫斯基可以那樣傳神地寫出地下室人自卑又自大的個性,然而我完全不是說作家就等於地下室人,這是一道大眾讀者最喜愛的對號入座的問題,答案卻是否定,這點必須很仔細地看完小說才能得到答案。回到原本話題,一般人所謂的做人態度,杜斯妥也夫斯基幾乎花了一輩子的時間才學會面對,一八八○年他獲邀參加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這是他作家生涯的巔峰,面對眾人期待的演說,他以「做一位真正的俄國人……全人類的兄弟……給矛盾的歐洲帶來和解……願一切種族按基督福音的規範獲得兄弟般和諧而徹底的團結」的慷慨之詞,贏得聽眾暴雨般的掌聲和歡呼,此時的他已能享受被群眾簇擁、張臂接納和激情崇拜,但他心底是否依然感到侷促不安?一輩子與自己不安狂躁的心對抗即是他人生與文學創作的宿命……

(本文摘自《地下室手記: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之導讀,全文請見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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